郑立
犀牛寨，原名冉家沟，是一座原始而神秘的土家山寨，是陈子光、陈子清烈士的故乡，地处仙女山南麓土地乡的天生村，翠山环抱，流泉飞瀑，数十栋吊脚楼散落山间，名列“中国传统村落”和全国双优古村镇”。2016年5月20日，犀牛寨开寨至今，其独特的土家族婚嫁、祭祀、耕种、祈福等民俗文化令人陶醉和沉迷，成为了武隆区乡村旅游的网红地。犀牛寨最吸引游人的，除了误入明清的土家古意，还有那一抹辉映历史的红。
陈子光、陈子清烈士短暂而英雄的一生依然扑朔迷离，流传在桐梓山、仙女山的风云传奇依然盘根错节。近年来，笔者深入土地乡的冉家沟、干香洞、大凼和接龙乡的小南门、猴圈铺、三墩等桐梓山游击队遗址寻踪探访，阅读了武隆区档案馆仅存的与桐梓山游击队相关的党史、革命史资料，研读了本土作家杨友仁、张忠群、江华的相关文学作品，尽可能走近历史的真相，尽可能还原烈士的生命轨迹。在探访和阅读中，我发现了烈士的许多轶事仍不为人知，桐梓山游击队的四年艰苦斗争仍隐匿于民间，一些因时间流逝而疏漏的空白需要弥补，一些因为故事流传而虚拟的细节需要校正，那一抹辉映历史的红还需拂去那些岁月的尘埃。
桐梓、土地的民间流传，陈氏兄弟曾就读广州黄埔军校，参加过北伐战争。陈子光之孙陈永俸就此走南闯北，艰难查证，在黄埔军校的史料中他没有找到陈氏兄弟的名字。陈氏兄弟在涪陵省立四中同学左传合、左施安、缪孝成、陈子仿和桐梓山游击队的参与者张福堂、陈光辉、徐德顺等人及其后人都举证，陈氏兄弟1926年从涪陵省立四中毕业后就前往武昌，1927年他们从武昌回来，陈子光娶土地徐家湾水洞坡的农家姑娘窦廷英为妻，育有儿子陈华虎、陈华乾，陈子清娶桐梓镇长征村的农家姑娘吕顺芳为妻，育有女儿陈华英。桐梓山游击队张福堂、侯越顺、陈华均等人，目睹过中央农讲所颁发给陈氏兄弟的委任状及五星证章。由此，可以回溯那一段或隐或显的红色历史。
陈子光又名陈云波，生于1903年，其父陈德友曾任天生村保正一职，家中排行老二，人称二保正，在接龙、桐梓等地广置田土。
陈子清生于1904年，又名陈云伯，别名陈雅泉，其父陈德佑，曾任天生村保正一职，因排行老大，人称大保正，在土地、沧沟等地有田产数百亩。
陈德友、陈德佑是骨肉兄弟，其父陈明喜，世居冉家沟，克勤克俭，积善成德，是土地乡有名的大财主、大善人。
1910年秋，六岁的陈子清跟随七岁半的堂兄陈子光一同进入土地学堂。
1924年夏，陈氏兄弟一同考入涪陵省立四中，与桐梓铺陈光辉、白果铺陈子仿、彭水高谷镇蒋岳森和木根铺缪孝成、左传合、左世安同学。
1924年，共产党员童庸生任教涪陵省立四中，一方面对学生进行反帝、反封建教育，一方面发现和培养进步青年，9月，建立了涪陵第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团支部，陈氏兄弟深受影响。
1925年，万县“五卅”惨案爆发，陈氏兄弟参加了涪陵学生声援“万县惨案”的反帝斗争大游行。
1926年夏，陈氏兄弟涪陵省立四中毕业，辞别家人，从乌江龙溪古渡跨上乌江木排，一路闯滩越峡，抵涪陵，下夔门，过宜昌，在长江上飘摇了三个多月到达武昌。
1926年10月，北伐军攻占了武昌场，革命势力由珠江流域推进到长江流域。11月，毛泽东担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在全面考察和悉心探究后他指出：“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现在有了这个变动，乃是革命完成的重要因素。”并建议国共合作创办了一所培养农民运动干部的学校——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毛泽东的建议得到国民党左派的积极响应，支持在武昌原湖广总督张之洞1904年创办的北路学堂创办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邓演达、毛泽东、陈克文担任常务委员组成学校最高领导机构，由毛泽东主持工作。
1927年2月，陈子清在谋职的路上看到一张《汉口民国日报》，报上刊有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招考学员的告文，要求学员必须“革命观点确定”，“毕业后决心回到乡村做农民运动工作”等。陈子清把告文拿给陈子光看。陈子光看完，眼睛亮了，按报上指明的地址找到武昌红巷13号。两兄弟以四川农民代表的身份通过了入学考试。
3月7日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开学，4月4日补行开学典礼，来自全国17个省800余名学员先后抵达武昌红巷，参加了为期三个月的理论学习和军事集训。授课老师是一批学识渊博、革命经验丰富的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人士。毛泽东主讲《农民问题》和《农民教育》，给学员作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瞿秋白、恽代英、方志敏、彭湃等人以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的讲解，阐明了深刻的革命道理。陈氏兄弟心头像开了天窗，如饥似渴地学习，砥心砺胆地军训，28门课程门门优秀。6月18日，陈氏兄弟在农讲所毕业时，从普通的打工青年成长为坚强的革命战士。
6月20日，陈子光、陈子清被农讲所委任为四川省农民协会特派员，回乡组织农民革命。陈氏兄弟在回川的民生号驳船上，遇见穷苦人出生的上海人川军驻武汉刘雨卿部团副黄江月、四川顺庆人川军连长青荣光及士兵任坊、四川宜宾人川军排长田万达，他们是回川招训新兵的军人。陈氏兄弟与他们相见恨晚，相谈甚欢，恳请青荣光走一趟涪陵，在涪陵招训新兵。青荣光欣然准允。
7月2日，在涪陵国民党县党部，陈氏兄弟出示了盖有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大印的毕业证和农民协会特派员委任书及铜质五角星证章。有证书、委任书和证章，加之几名国军官兵的护持，涪陵县团防局督练长汪勤生认真审验后，涪陵县政府任命陈子光为涪陵县二十一区桐梓区民团队长，陈子清为民团队副。
7月7日，青荣光一行护送陈氏兄弟回到了桐梓山。桐梓区署区长刘礼章，看到货真价实的委任状和一队带着手枪和马枪的国军官兵，就把地方治安权交给陈氏兄弟。青荣光还推荐好友川军黄慕颜旅教官武宗培，给陈子光做军事教练长。
1928年初春，武宗培接到邀请后，来到了桐梓山。陈氏兄弟在桐梓场天台寺下殿二楼，召开100多人的群众大会，宣布成立桐梓山区队部，公开招募50多名青壮农民组建桐梓区民团，由黄江月、武宗培负责正规化的军训。
陈氏兄弟忙于军事训练，很少与刘礼章觥筹交错。刘礼章深感军权旁落，向陈子光提出了收回原区署所有的枪支弹药和解散区队的要求，被陈子光严正拒绝。刘礼章又提出，区队听从他的指挥，保举陈子清当上桐梓区的副区长，也被陈子光回绝。刘礼章污蔑陈氏兄弟是共产党，声称要报请国民党涪陵县党部予以法办。
为摆脱刘礼章的约束和监控，陈氏兄弟把队伍带到能攻易守的干香洞、冉家沟寨祠洞和马树坳文庙等地驻扎，扩容到150多人，整编为一个大队三个中队，正式更名为桐梓山游击队。
陈氏兄弟把指挥部设在马树坳文庙，以陈子光、陈子清、武宗培、黄江月、青荣光、田万达、徐德顺、张福堂、陈华均、陈光辉、栾兴云、陈少林、蔡华云等人为核心成员，武宗培、青云光、任坊负责军事训练，黄江月担任教导员，徐德顺任大队长，陈光辉任副大队长，蒋顺安任一中队长，侯越顺任二中队长，张福堂任三中队长。
陈氏兄弟捐献家财，广筹资金，到重庆、涪陵、丰都等地购买武器弹药，并联络双河乡烂坝子“神兵”队首领秦兴隆、左传合，白果铺开明士绅陈世胜、陈子仿，羊角镇“神兵”队首领周燮卿，以及彭水高谷镇蒋岳森、丰都厢坝乡“神兵”队首领汪长青，订立同盟，坚决维护农民利益。半年后，队伍壮大到200多人。
12月，为支持农民抗捐抗税斗争，陈子光率领游击队攻打桐梓区署，区长刘礼章仓皇出逃，打死刘礼章的心腹保长李恒山，一战震惊了桐梓山。
1929年3月3日，游击队联军围攻火炉铺，打死清乡大队团丁6人，打伤20余人，杨畅时从万天宫逃脱。国军排长田万达在激战中牺牲，军事教官武宗培身负重伤，前往重庆医治。
4月16日，游击队150余人在核桃坝石庙设伏，围攻杨畅时的清乡大队50人的精兵队，打死打伤清乡兵27人，俘获13人。
6月24日，游击队在土地水洞坡、牛耳垭口设伏，激战中，杨畅时的连长廖久余被打死，士兵死伤无数，余部仓皇逃窜。
7月2日，杨畅时不甘心失败，又下血本、花重金在江口、中咀等地招兵买马，训练一支100多名的精兵队，试图再战桐梓山游击队。
8月17日，陈子光带领精兵队夜袭中咀集训营，杨畅时仓促迎战，一败涂地，独身潜逃。
8月18日，精兵队回师桐梓山，分兵夺取沙台铺、奇袭沧沟场，枪杀一贯欺压民众的大恶霸盛久章、盛久成，国军士兵任坊在沙台铺近身激战中牺牲。
12月14日，陈子光率精兵队与秦兴隆、左传合“神兵”队奔袭丰都厢坝，打垮了恶霸地主杨怀雍、李介顶、张玉珠，缴获大量枪支和骡马，焚烧了地主地契。
自创建到1929年底，桐梓山游击队与烂坝子、白果铺、高谷等地的农民武装会盟，鼎盛时达到一千余人枪。
陈氏兄弟领导的桐梓山游击队四年的革命斗争事迹，多流传在桐梓、土地、接龙、后坪等地的民间，而揭开这一段历史的盖子的机缘，却在1978年秋天。张福堂之子张达圣，在2013年9月28日提供的书面证实材料中陈述：
1978初秋，武隆县人武部政委黄节厚去北京开会，会期组织参观革命军事博物馆，他在馆内看见展示的一把红军大刀，大刀把柄上刻有“陈雅泉”三个字，还有“此刀是四川省涪陵县土地冉家沟红军陈子清使用”的介绍。黄政委对此十分惊讶，回武隆后立即联系县文化馆馆长黄乾松组建调查队，详尽弄清其中的来龙去脉。黄乾松调查队深入桐梓、土地等乡镇走访调查，才发现“陈雅泉”红军刀，是四川二路红军游击队在后坪乡高峰槽建立苏维埃政府之时，赠送给桐梓山游击队的几把大刀之一，还是解放后涪陵地区党史馆搜集的二路红军游击队的物证之一。1981年7月，黄乾松将调查情况以《桐梓山游击队的斗争历程》为题整理成文字，陈氏兄弟在桐梓山惊心动魄的革命斗争历程才从隐没的时光中浮出。
之后，武隆县档案馆也查找收集到了少量的文史资料。如民国《大中华日报》1930年9月17日撰文：“二匪陈子光、陈子清分居涪陵冉家沟寨祠洞、干香洞、六板槽一带与丰都神兵汪长清余党左传合勾结，狼狈为奸。要求涪陵驻军刘湘部廖海涛和白涛民团杨国铨部派兵震慑，以免临时无措……”9月25日，该报又称：“桐梓乡共匪陈子光有众六、七百人，每日四方散发传单，帖反动标语，煽动民变，并与丰都共匪汪长清余党勾结捣乱，里应外合，大举暴动，与清乡军为难，此匪不除，内患实大……”遗憾的是，由于原始文字资料少，当事人的口述记忆出入大，有的竟将陈氏兄弟牺牲的时间由1931年10月提到1930年10月，与重庆和武隆党史资料有关记载和二路红军游击队在武隆境内活动时间不符。好在《中国共产党重庆历史（武隆县卷）》清晰了桐梓山游击队与二路红军游击队的交集。凭此，可以回望那一段峥嵘的岁月。
1930年，风云骤变，令人目不暇接。2月16日，陈子光带领游击队精兵50余人袭击桐梓区署，打死刘礼章秘书江双清。
2月27日，罗云坝的地下党交通员熊盛业带着苟良歌的亲笔信抵达冉家沟，联络桐梓山游击队配合罗云坝暴动，开辟太平乡、后坪乡革命根据地，建立苏维埃政府，在冉家沟建立仙女山、桐梓山根据地二路红军游击队后方医院。
3月17日，郭汝栋部一师一团三营十一连连长、共产党员赵启民率部起义，抵达涪陵罗云坝，组建二路红军游击队，杀掉20多个恶霸地主。
4月7日，二路红军游击队在罗云坝铜矿山鸡石尖宣告成立，下设两个大队，四个中队，苟良歌任党代表，李鸣珂任总指挥，赵启民任前敌总指挥。
4月8日，为避免国民党涪陵驻军廖海涛部的围攻，李鸣珂决定，二路红军游击队主力在苟良歌、周晓东、赵启民带领下，向既偏远又有利于开展武装斗争的仙女山地区转移。
4月10日，二路红军游击队抵达双河乡梅子坳，司令部设在双河场，举办了双河乡秦兴隆、左传合的“神兵”队加入二路红军游击队大会。双河乡“神兵”队整编为二路红军游击队第三大队，秦兴隆任农民赤卫队副司令，左传合任大队长，“神兵”首领秦兴隆向尹觐阳赠送一把刻有“奉天承命、宝座龙朝”的宝剑，尹觐阳回赠秦兴隆一把刻有“杀尽贪污土劣”的红军刀。
4月13日，陈子光带领游击队与双河乡与二路红军游击队汇合，路过核桃坝石庙时，遭遇杨畅时、刘礼章的埋伏。在激烈突围战中，国军连长青云光负伤牺牲。
4月17日，二路红军游击队建立的“烂坝子农民协会”在双河场成立，农会会员100多人，蔡兴旭任主任，魏元山任副主任。陈子光带领20余人，翻越仙女山南天门抵达双河场，会见了二路红军游击队领导人苟良歌、赵启民、周晓东。
4月20日，仙女山坨田农民协会成立，农会会员70多人，秦银山任主任，曾炳田任副主任。
4月23日，白涛区团总杨德铨带领1000余人两路围攻二路红军游击队双河乡坨田指挥部，前敌总指挥赵启民、政治部主任周晓东机智迎敌，粉碎了敌人的重兵围剿。
4月28日，熊盛业护送坨田之战的16名伤员和医生刘真到冉家沟。因缺少良药，15名伤员不幸去世，1名伤员伤愈后和医生返回二路红军游击队。
5月14日，在总指挥王岳森、前敌总指挥赵启民、前委书记苟良歌、政治部主任周晓东、党代陈静的带领下，二路红军游击队主力入驻后坪。
6月13日，后坪苏维埃政府宣告成立，政府机关设在高峰槽，赵月明任主席，罗吉普任副主席，组建了后坪农民赤卫队，赵月明任队长，张子善任副队长，有赤卫队骨干队员27人。二路红军游击队派教导队长邓止戈负责赤卫队的军事训练工作。
7月18日，二路红军游击队奉命向丰都、忠县、石柱等地转移。
7月19日，刘礼章纠集团防兵进攻后坪苏维埃政府，被赵月明、罗吉普带领赤卫队设草人计吓退。
7月24日，二路红军游击队路过石柱鱼池坝，遭到国民党军阀陈兰亭部三个团和当地地主武装1000余人的联合围剿。
8月6日，杨畅时、刘礼章搬来涪陵驻军廖海涛、杨国祯的两个营协同火炉铺清乡大队1000余人，突袭干香洞。陈子光带领游击队冲出重围，被迫退守冉家沟寨祠洞。突围战中，国军团副黄江月被俘，被杨畅时杀害于关口梁子。
8月23日，王岳森带领从鱼池坝突出重围的80余名二路红军游击队员撤往丰都蒲家场，宣布解散二路红军游击队，所剩队员分散返回原籍地，部分干部调回四川省委，其余人员在下川东一带转入地下斗争。
9月8日，陈子清探得寨祠洞在延沧河崖壁上的一条石缝出口，当夜带领戴汉清、杨顺成等爬出了石缝，藤绳悬吊，从延沧河杀出敌人的包围圈，联络后坪赤卫队和秦兴隆、左传合的二路红军游击队第三大队，会同蒋岳森和陈世胜的农民军驰援冉家沟。
9月16日，游击队援军1000余人攻破敌人的马颈子防线，内外合击，刘礼章、杨畅时腹背受敌，仓皇撤离。
1931年，更是腥风血雨。5月26日，后坪苏维埃政府所在地高峰槽，被汪勤生带兵攻破，农民赤卫队遭到血腥剿杀，苏维埃主席负伤牺牲，副主席罗吉普不幸被捕，被敌人杀害于火炉铺。
9月11日，白涛区团总杨德铨勾结国民党军廖海涛部200多人的疯狂围剿仙女山赤卫大队，秦兴隆解散赤卫大队，独自化装成草药医生在贵州沿河避难，赤卫大队文书左施安不幸被捕，被敌人杀害于白涛。
10月下旬，刘礼章、杨畅时因多次打不过陈氏兄弟领导的桐梓山游击队，便用重金收买桐梓山游击队的杨顺成、戴汉卿。两奸人在仙女山南天门下的三墩营地，深夜乘其不备，将陈氏兄弟暗杀。
1932年5月，在彭水高谷镇蒋岳森的帮助下，张福堂、侯月顺等人抓捕处决了内奸杨顺成、戴汉卿。因群龙无首，桐梓山游击队自行解散。
1931年在夏秋之间，刘礼章、杨畅时就公然报价：“哪个能够杀掉陈家兄弟一个，赏大洋1000元，杀掉两个，赏大洋3000元。”还筹钱3万银洋，托请汪勤生和国民党军刘湘部驻涪陵县旅长廖海涛派兵震慑，妄图一举剿灭桐梓山游击队。陈氏兄弟遇害后，张福堂、侯月顺等人把烈士的尸体抬回冉家沟安葬。陈子光葬于长翼，陈子清葬于苦桃树坪，张福堂还收存了陈子光的怀表。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张福堂向武隆县党史研究室的雷鸿鹄追述了陈氏兄弟的英雄事迹。雷鸿鹄撰写《桐梓山游击队始末》一文，发表在县政协编写的《武隆文史资料》第一辑。之后，在《秀城武隆》《民主革命时期的武隆》《武陵风云》《四川第二路红军游击队及忠、丰、涪苏区历史资料》等正规出版物中，都有桐梓山游击队的记载。
1982年，张福堂把陈子光的一块怀表作为烈士遗物，移交给了县文化馆黄乾松。同年，陈子光之孙陈永俸开始了追认陈氏兄弟为烈士的取证和上访。2001夏天，冉家沟人陈庆明修人饮池，接引寨祠洞中之水，在拆除洞口土墙时，从墙洞发现了一个包袱，包袱中有子弹、铜烟杆、书籍等，当属陈子光的遗物。
2014年1月22日，重庆市人民政府在尊重事实、实事求是、多方查证的基础上，按照《革命军人牺牲、病故褒恤暂行条例》和《革命烈士褒扬条例》规定，印发了《关于追认陈子清、陈子光同志为烈士的批复》（渝府【2014】4号），正式批准陈子光、陈子清为烈士。
2020年11月24日，武隆区民政局和土地乡人民政府在犀牛寨旁，新建陈子光、陈子清烈士陵园，竖起烈士纪念碑。陈氏兄弟的英雄事迹成为犀牛寨的一抹明艳的红，辉映在武隆历史的天空。
